1961年后，中国从一场可怕的饥饿中挣扎出来，随即就迎来了一个生育的高峰。1953年到1957年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‰，1962年上升为27．14‰，1963年更高达33．5‰。中央觉察到问题严重，因此那时有一个更为短暂的抓计划生育的时期。然而不久就被一场更猛烈的政治风暴给冲断了。
到了1971年，人口问题再也不是凭任何政治冲动能掩盖和回避的了。
这一年，由周恩来亲自布置，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、商业部、燃化部《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》，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，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，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。
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规划。在1973年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，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。此后所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，都包括了人口增长指标。
但具体到单个家庭，应生多少为好呢？1973年12月，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，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“晚、稀、少”。“晚”是指男25周岁、女23周岁才结婚；“稀”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；“少”是指只生两个孩子。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“一个不少、两个正好、三个多了”的口号，但发觉这样力度仍不够大，于是又讲“最好一个，最多两个”。但一般是把两个作为目标。
之所以对控制人口如此小心翼翼，不像那个年代对其他事情一样，上面说一，下面就敢扩大到成千上万倍，是因为人口控制问题虽已解冻，但有马寅初的“前车之鉴”，人们仍然视此为“雷区”。因此，直到1977年“文革”结束，才有人敢大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。此时，中国人口已从1964年的7亿增加到1976年的9．4亿，而人们豪言“八亿人民”还没有多长时间，就得改口说“九亿人民”了！
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口发展进程百年预报：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，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，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。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，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，才能停止增长。
这一消息发布后，引起很大震动。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。一度曾有人主张“我国人口近期宜取负数发展”，建议20年内采取一切措施，使每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5‰以内，低于目前人口死亡率的6—7‰，进入人口的负增长。要实行鼓励自愿不育户和独身者的政策，每隔5年开展一个“无婴年”等等。
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国每年进入婚育期的人口在2000万人以上，抛开其他育龄人口不算，单是这批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每年也将出生1000万人，要想人口进入负增长，就得有一半左右的夫妇终生不能生孩子或至少20年内不能生孩子。这等于说要把几代人种下的苦果让一代人吞下去，于情于理都难行得通。因此响应者不多。
当时，另一种观点则影响很大。几位科学工作者根据中国百年人口预测，建议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，到1985年普遍做到“一胎化”，到200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，全国人口可控制在11亿以下。
这个“一胎化”方案曾对我国的人口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。1980年有关部门曾公开提出“力争在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下降到5‰，在本世纪末以前做到不增不减。”
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，提出“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”的目标，并郑重向全国发出了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”的号召。
1982年，正是马寅初去世的这一年，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，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，同时对计划生育的意义、方针政策、目标等作了详细的说明。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，更明确地规定：“国家推行计划生育”、“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”。
然而实行计划生育群众尚可接受，但在全国推行“一胎化”却遇到了困难，尤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。抛开观念上的问题不谈，仅就农村目前的生产方式、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而言，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也使只生一个、尤其是只生一个女孩，成为一件不可能接受的事。因此，1984年以后，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搞“一刀切”，对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等地区，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，如果第一胎是女孩，可在若干年后生第二胎等等。从而形成了普遍提倡一胎，严格控制二胎，坚决杜绝多胎以及“晚婚、晚育、少生、优生”等一系列比较完善的人口政策。
中国在走入一个人口无限制快速增长的误区之后，终于执行了“急刹车”。有人曾从中国的资源分析过，中国的人口最佳数字应是6．5—6．7亿左右。然而现在这一目标太过遥远了，人们只想知道中国的人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增长。因为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下来了，但由于基数太大，人口数将继续上升。有人预测，以现在控制人口的水平，大约到2020至2030年左右，中国人口的纯增长才能接近于零。
（摘自《新世纪》1998年第3期，士心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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